不过，当他们占领了北京城后，九王试图推行辽东时的剃头和圈地等满洲政策时，情况终于出现了变化。京师附近的居民因为这些满洲化的政策感到惶惧不宁，许多地方揭竿而起开始反对大清统治。不过没有了李自成军在边上的牵制﹐这些民众的反抗很快就在清军的屠杀下平息下去了。

    只是关内毕竟不是关外，关外的汉人分布很是集中，因此杀上几批就能制造出无人区来，迫使那些被分割开的汉人向满人俯首称臣。但是关内的人口密度太大了，光是一个北京城就要相当于关外满洲和蒙古两族人口的总和了。

    这就意味着，他们很难像关外那样制造出无人区，从而隔断汉人之间的联络。而且，八旗要在关内圈地，圈的也不仅仅是土地，还有人口。没有这些人口为八旗耕作，那么光有土地又有什么用?

    和关外肥沃的黑土相比，关内的土地要贫瘠的多，关内圈地唯一的好处就是土地上那些汉人能够成为八旗将士的奴仆，为他们耕作而已。

    九王用圈地拉拢了八旗底层将士，但同时也激起了京城附近被圈占土地百姓的怒火，在多铎、阿济格带着大军南下时，三河县、昌平州、良乡、宛平、大兴、霸州、东安、武清、潮县、天津等地“盗贼”“千百成群”，以至“辇毂近地，几同化外”，连京师所用的西山煤炭也因为道路阻隔无法运入城内。

    同样的，凡是清军所占领的地方，因为要征发粮食饷银以供应大军，因此原本的良民也迅速的变为了土贼。在清军联合了地方乡绅的压迫下，普通百姓要么为了缴纳税赋家破人亡，要么就只能落草为寇了。

    有了清军作为比较，这些大明百姓这才发觉，过去的大明王朝居然还算不错，因为大明朝毕竟还是要脸的，百姓起来闹一闹，皇帝还是要追究地方官员的责任的。但是满人根本就不吃这一套，只要你敢起来闹事就杀你全家。

    在清军的这种强硬姿态下，地方上有军队镇压时，百姓自然只能老实的缴税，但是一旦军队离开了，他们就开始造反了。因为家里的余粮都缴税了，不造反就没有活路。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量军队不得不又被分散在了地方以镇压造反的老百姓。多铎带了25万人马南下，加上一路上招降纳叛，兵力超过了三十万，但是在大清河以西直到保定、怀庆等地，就分去了六万兵力，新城以东的胶东半岛地区，包括孔有德等部人马又分去了五万，另外还有六七万人负责了大军的粮运和辎重运输，于是他手中实际能够用于同顺军作战的兵力十三四万。

    看起来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人数了，但是关内和锦州、辽西走廊的狭窄地形不同。从济南到黄河边上的直线距离就超过了600里，从郑州到徐州的直线距离超过700里，这就意味着大军从地图的一头移动到另一头就超过了半个月以上。

    而盛京到锦州的距离也就400里，且除了锦州边上的一点地方，其他地区都在满人的控制下。但是在关内，几乎每一处地方的民众都对满人抱有敌意，甚至语言和风俗也不类似，他们只能依赖汉人的乡绅去镇压这些地方上的反抗者。

    噶达浑在樵岭战没其实更像是一个预告，预告着八旗的力量已经用到尽头了，而青州的变乱不过就是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汉人把打击目标从军队转向了他们身后不稳定的地方统治体系上，那么就会出现大批忠于大清的满汉官员的死亡，这也正是大清现在最为薄弱的地方。

    虽然多铎想明白了这一点，但想要解开这个困局的关键却不在他手上。其实他能够感受到，当前大清的困境和父汗生前遇到困境没什么本质区别，就是大清养不起这么多脱离生产的军队，为了防止辽东汉人造反，父汗选择了杀死无谷汉以防止汉人叛乱。

    但是父汗并没有解决问题，这个问题最后是黄台吉解决的，黄台吉登基后入侵朝鲜，从朝鲜获得了额外的物资和人口，从而把八旗将士从耕作中解放了出来，然后组织了一支常年征战的军队入侵关内，通过劫掠汉人养活了多余的军队。

    换成当下的情况就是，大清需要进一步扩张地盘，通过劫掠新地盘的物资人口来养活军队，从而降低对于老地盘汉人百姓的压榨，让他们能够活下去。这就是他先问韩岱正面战场的进展原因，要是大军继续被挡在大汶河一线，那么身后各地汉人百姓的反抗行动只会越来越激烈。

    多铎沉吟良久后又向韩岱问道:“尼堪、佟图赖这一路拿下曹州之后，现在打到什么地方了?他们还要多久能够打到黄河边上同阿济格军取得联络?”

    韩岱叹了口气说道:“他们还被挡在定陶和城武之间。主要是曹州和定陶、城武之间土贼甚多，多次劫掠大军身后的粮道，使得尼堪、佟图赖不得不把大量的兵力用在维持身后运输通道的安全。其中以嘉祥满家洞土贼和榆园贼人数最多，装备最为精良，战斗力也超过其他贼众，已经击败数次护送粮袜的军队。

    而顺军在定陶和城武驻扎了大量的兵力，城中士民也被贼进行了甄别，我军无内应可用，贼首牛万财坚守不退，再加上满家洞土